《少年》背後的「豐美股肥」香港獨立電影一場未完成的革命

|本地創作|2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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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KKWNICO TANG

圖:嘉欣

 

當政權用盡一切辦法,想要抹掉2019年發生過的事,就反而令到有更多人,會去著緊那些被將要或是已被消失的片段。於是,香港電影《少年》才會未上映就轟動。雖然這部以「反送中運動」為背景的劇情片,被今屆台灣金馬獎提名了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剪接,幾場放映的門票也在幾分鐘之內售罄,可是始終難逃沒法在香港本土公映的命運;但對於導演之一的任俠來說,在這個自由的後網絡時代,所有影像根本禁之不絕;相反壓逼愈大,反抗就愈大。所以在《少年》之外,他和團隊還可以「Phone Made Good Film(豐美股肥)」,繼續以創作表達他們的理念。人如其名,俠以武犯禁,影片就是他對抗威權的武器。

 

影片制作或多或少會受資金及環境限制,但更重要是創作者有否好好用腦袋精準地解決問題拍出所想。要解決成本問題,時下最簡單的工具就是用智能手機拍攝,但限制之多無擬也是種殘酷的創作模式。「豐美股肥」卻不怕挑戰,顧名思義理直氣壯地說出以Phone Made Good Film為目標,只用iphone手持鏡頭並採用自然光,加上極簡或免費的場地中拍攝,務求用最低度的資源去說出好故事。

 

自立非主流團隊  重塑短片價值

「豐美股肥」由獨立電影《少年》導演任俠、《少年》編劇陳力行及影評人兼策展人陳浩勤組成,如今共有三部作品,早前曾在付費平台上架,有說少女心事的《一Pair囡》、控訴極權統治的《9032024》,及細說異地戀思念與無奈的《於是我安靜了》。三部作品皆以當代作背景,反映出時下生活及政治環境。任俠自信地說,「創作無法脫離你生活的時代,時勢給予大家很強壓力,很難去做完全虛構的作品,電影需要有夠膽直面時勢,要有講的勇氣。」這種勇氣在《少年》中體現,也貫穿了「豐美股肥」,只用手機的低成本創作也是種反抗主流的圈子的做法。當創作者可以第一身去掌握鏡頭時,撇除了制作團隊的附助,作品就能直接反映導演說故事的能力,卻又需要獨立承擔所有職責,看上來是最簡單的做法卻又是最大的挑戰。

 

而說白了,電影與短片皆是一場投資,票房與話題可以為創作者帶來名利收益,但「豐美股肥」不在乎成品可以為他們帶來甚麼好處,故他們不像坊間的製片團體般上載到youtube等免費平台讓人隨時收看,認為創作有價,想養成觀眾需要花金錢去支持值得被留意的作品,這種別於主流的做法也是嘗試打破現有價值觀,不靠View數及Like數去反映作品價值。任俠說團隊對量化創作很反感,不應該靠瀏覽量定義成功,「我們可能太在乎對與錯,但其實藝術和電影的本質沒有對錯,也沒有標準答案,大家是太在乎別人說你不是,所以害怕去挑戰及面對。對錯是相對的,流動的,也只有時間是最好的評論員,最終還是要看作品是否留得住。」

 

他續感歎時下電影很多會用粉紅濾鏡去修飾,多數只計較商業考量,單靠港產片之名搏取在地觀眾認同,卻失去了個人風格。陳浩勤再說,「每當出現些符號或者產物,可以被擁抱從而獲得集體認同時,港人就會不假思索地衝向。這種『圍爐』的感覺經不起任何的批評,是相當脆弱的連結。如果對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有信心,相信香港人作為一個族群自有它的歷史,在支持港產電影同時,也應該要開放討論及接受批評。」創作者有責任教育觀眾,所以有了「豐美股肥」去體現,用新模式告訴大家單憑一部手機也可以做出嚴謹的好作品。他們在每次拍攝前也會做足場勘、選角、及圍讀功夫,所拍故事圍繞生活貫穿日常,制作要求如此之高,可見眾人的決心並非紙上談兵,一切絕不馬虎。

 

至於作品是否留得住?一切可交由時間定奪,但眼前他們最看重的是信念,「信念是清楚自己想拍甚麼,然後想辦法達成,不是說不喜歡大制作,但是否沒有資金就甚麼都不做呢?不應該是這樣。」意志總能衝破現實限制,像曾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的彼得積遜可以超低成本在1987年代拍出科幻片《Bad Taste》,當時他為了省錢,一人當崗導演、製片、編劇、化妝、演員、特效等工作,拍攝歷時四年全靠意志。當知道「豐美股肥」至今三條影片的合共成本也不超過一萬五千元,你就會知道他們的信念和潛力有多大,但這只是第一步,未來他們會連結更多導演去拍更新穎的題材,或做更多Screening party,令新一代創作可以脫離主流的圈子,有自己的天地。

 

《少年》雖非Phone Made 卻也是Good Film

對於三人來說,創作本身就像是一面鏡子,觀照自我內在。所以他們並不認為是因為經歷了2019年,才會想有這樣的轉變;雖然「豐美股肥」有兩條片都間接與政治有關,而《少年》就更加直接,但三人的創作初衷並非想以政治先行,而是活在如此時代,自然而然會有的反應。「我們在創作的時候,並不會考慮用作品去宣傳某種政治立場,甚至不會想讓作品變成文宣的一種,我覺得這樣是太輕視,或是眨低了電影作為電影本身的意義,我們都很有共識地認為,電影應該高於政治。」陳浩勤補充說,他很怕見到電影變成了某種「打氣片」,因為藝術要處理的不是太過鮮明的東西,反而更應該去探討其他曖昧的,或是難以名狀的事情。而對他自己來說,他還需要一些時間和距離,去消化這兩年發生的事,暫時沒有特別的想法,所以也就沒有直接參與《少年》的創作。

 

相對地,任俠和陳力行就認為,近距離其實也是一個角度,即使回看曾經發生過的片段畫面,沒有不堪回首,也沒有太多傷痛,仍能保持著比較冷靜的情緒去處理。任俠說:「我們的專業是film maker,如果連這份專業都被拋棄掉,或許真的如卡繆所言,不如去死算了。所以我們才會不斷強調,我們不是很勇敢,我們只是在做自己的專業。」同樣,如果相信藝術擁有治療的功效,那麼在大家都感到軟弱無力的當下,《少年》或許為我們帶來某種橕下去的力量。陳力行則認爲2019年發生的事,根本就很「超現實」、很「荒謬」,同樣也是很「電影感」的事,那麼用劇情片或類型片的方式來處理,也不一定會比紀錄片差。而「搜救隊」的靈感,更是源自他的親身的經歷。「雖然在整場運動裡,搜救隊只算是一個支節,或是冰山的一角,沒有什麼波瀾壯闊的畫面,但通過敘事電影的力量,仍然可以令觀眾感動。」陳浩勤補充:「敘事電影不一定高於紀錄片,但它擁有一種很珍貴的力量,就是能夠以一個虛構的故事,來梳理我們真實的情感。而我看完《少年》之後,也有這份觸動。我甚至認為過往的香港電影,都沒有好好發揮過這種力量。」

 

恨韶華不為少年留,但《少年》負壯氣,奮烈自有時。三人都相信這部好電影,雖短期內未能在香港公映,但至少當時一顆顆的少年心,都保留在電影故事裡,等待著榮光歸來的一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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